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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流动性过剩”？

综合各种资料，所谓“流动性过剩”，其全称是指“流动性资产过剩”，即通常所说的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的过剩。
更准确地讲，是指“高流动性资产过剩”，由于现金可以直接用于支付或清偿，认为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因而，有专家通俗地解释说，“流动性过剩”，就是“钱多了”。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7年1月19日

黄河三角洲移民文化的多元魅力
作者：李靖莉 闫永利

　　自明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黄河三角洲先后出现过三次移民迁入大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迁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部分军队的移民；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鲁西和全国各大油田的移民。除此之外，小规模的移民更是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移民，给黄河三角洲的文化发展打上一道浓重的移民文化烙印。
　　地名铭刻着移民拓荒创业的史实
　　地名虽然是人类认识和借以识别居住环境的符号与标志，但又记录着人类活动的轨迹，蕴涵着邦国兴衰、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等历史信息。黄河三角洲的地名见证了移民拓荒创业的史实。一是这里的地名既阶段性地集中出现于某一时段，又持续性地分散产生于不同时期。以沾化县为例，该县422个地名中，248个出现于明初，33个出现于1855年，42个出现于1935年，其他分散出现于不同时期。这反映了移民规模的差异性与移民过程的历时性。由于地名产生的时间跨度较长，因此命名风格也迥然不同。早期的地名多以地形、姓氏、职业等命名，如沙洼、流口、河中、吴家、官庄、崔铺、豆腐李家、火把张家、魏家糖坊等，简便直观。二是黄河三角洲以“屋子”为后缀的地名，反映了移民“赶黄河”的游走式的农耕方式。这类地名多见于黄河口地区，如利津县的小街屋子、利城屋子、汀河屋子、陈庄屋子，沾化县的王明远屋子、平阴屋子、流口屋子、崔家屋子等。由于黄河三角洲伴随着黄河造陆而生成，新淤土地肥沃易耨，却又极易盐碱退化，为适应这种脆弱的生态环境，移民选择了弃旧就新，由远而近逐耕河滩新淤地的生产方式。在近海处搭建的仅在耕作季节临时栖身的简易窝棚，称为“种地屋子”。起初，“种地屋子”星星点点地散落于茫茫荒滩。随着土地盐碱化的推进，前来垦种河滩的移民越来越多，“种地屋子”也愈益增多。若干“种地屋子”连接起来，便形成了村落。三是黄河三角洲由几个姓氏组合而成的地名，如魏福吴、张楼赵、张调杨、冯王庄等，反映了移民分批迁入和村落兼并组合等历史信息。
　　乡土资料透露出早期移民的间接性
　　黄河三角洲的早期移民主要指明初移民。明初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移民构成了三角洲移民的主体。当地的谱牒、方志等乡土资料，随处可见明初移民的记载。如广饶县颜集乡苏王村《苏氏家谱》记载：“始祖苏文强于明洪武二年自直隶枣强县迁此立村”；北徐楼村《徐氏家谱》记载：“洪武二年徐聘由山西洪洞迁来此地立村，取名徐家园子。后因村中建楼房一座，故更名徐家楼”；垦利县郝家乡后缪村《缪氏家谱》记载：“洪武二年缪中元及其三子缪守自枣强迁此立村”；惠民县胡集镇胡集村《魏氏家谱》记载：“吾祖原籍河北枣强，明洪武时移居武定府东南永安镇”，等等。民国《齐东县乡土志·氏族》在述及当地张、李、王、袁、成等姓氏时，也均有“原籍山西洪洞”或“原籍河北枣强”，“明初迁居”某邑某地的说法。
　　然而，明初移民史实广泛见诸黄河三角洲的乡土资料，却不见于正史。翻阅典籍，除《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济南府部中提及“(洪武)十三年，阳信红军为祟，十村九墟，迁直隶及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民以实其邑”外，在各类官修史书记载的近五十次明初迁民事件中，不见朝廷向黄河三角洲发派移民或当地政府接受移民的记载。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移民途径的间接性。在明初“移民就宽乡”的大潮中，由山西迁入山东的人口，主要集中于鲁西一带。如洪武八年与二十一年的移民
派往临清；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与二十五年的移民派往东昌；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的移民同时派往临清与东昌。由于鲁西接受移民的原因为战乱、水灾等突发变故导致的田地空荒。一旦环境改善，土著居民便会重返故地。耕地资源的相对短缺，使不少山西移民选择了土地资源丰富的黄河三角洲作为转迁地。枣强移民转迁黄河三角洲的分两种情况：一是政府由山西向东发派的移民经枣强中转分拨。另一种是由政府派往枣强的移民，因“迁谪人民，田地硗瘠，岁常薄收，所征粮草，输纳尚艰”而外迁，迫于移民不得返归故里的禁律，只好“逃移他乡寄住”。由于移民转迁属自发行为，不似政府移民那样声势浩大，因而不被官方注意，修史时也无人提及。因此便产生了“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的现象。
　　移民涵盖的宽泛性孕育了文化的多元性
　　黄河三角洲移民以其持续时间长，涵盖地域广而在中国移民史上极具典型性。在贯穿古今的漫长岁月中，黄河三角洲移民波及的地域范围十分广泛。仅近代的军事移民就涉及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内蒙、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四川13个省区。
　　移民涵盖的宽泛性，孕育了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多元性。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乡土文化带入黄河三角洲。不同文化之间既互补、认可，又张显着自身的特点。各种文化杂糅融会，生成了兼容并包、一体多元的移民文化。比如语言上，黄河三角洲多种方言混杂。其中，比较大的方言系统有鲁北方言、鲁西方言。鲁北方言通用于土著居民和早期移民之中，鲁西方言主要在近现代的农业移民中使用。节日习俗上，黄河三角洲各地差异较大。同一个村子的居民，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过着相同的节日。就连中华传统节日中最郑重的春节祭祖活动，黄河三角洲各地的祭祖仪式和时间也不一致。在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大致以移民职业与居住区域的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亚文化圈子。而农业移民的观念行为则较多地带有弱势群体的倾向。远离故土、形单影只使他们形成了重家族观念的邻里意识，注重乡邻之情，邻里间宽容和睦，互助友善，鲜见斗殴、争讼之事。
　　文化的活力在于多元，移民作为文化最活跃的载体，是多元文化的主要源泉。五方杂处的黄河三角洲因多种文化的交汇而展现着多元文化的魅力，为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注入了勃勃生机。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7年1月19日

循循善诱话盘庚

张磊
　　在商代出现的众多杰出人物中，盘庚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商王。盘庚是成汤十世孙，继其兄阳甲为商代第二十代王。盘庚迁都于殷，承上启下，时商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中丁到阳甲，商王朝的发展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史记·殷本纪》云：“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王位继承的纷争加上自然灾害不断，造成商王朝国势衰微，失去了诸侯的拥护。盘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过其兄阳甲的王位，也接受了历史赋予他复兴商王朝的使命。盘庚复兴商朝的重要举措就是迁都，面对习惯于旧都的生活，不愿意迁移的贵戚旧臣，盘庚作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展现了其高超的语言艺术。
　　盘庚所面对的是对于迁都之举很有抵触情绪的一批贵戚旧臣。这些人贪图安逸，不思进取。要说服他们一起历经艰难跋涉迁都，是十分
困难的事情。为此，盘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说服工作。商代贵族特别注重先祖，于是盘庚就格外强调商朝先王和贵族们先祖的关系。他时贵
族们说：“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以前我们的先王，也是一心考虑任用旧臣，与他们共商国政)。盘庚还引用著名的上古贤人迟任的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断。”意思是说，用人要寻求贵戚老臣，这和使用器具求其新的原则是不一样的。这些言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商代重神，凡事都要通过占卜而求知神意。盘庚利用这一点有针对性地强调，如果他不率众迁都，先王就会责备他“曷虐朕民”(为什么虐待我的民众)；如果这些贵戚旧臣不随他同心迁都，那么他们的先祖就会责备他们“曷不暨朕幼孙有比”(为什么不与我的幼孙亲善友好)。于是这些贵戚旧臣的先祖就会告诉先王“作丕刑于朕孙”(给其子孙以重大刑罚)。盘庚最终成功说服了贵族一同迁都。其说服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明显成效，跟他采取的有针性的辞语有直接关系。通过这些话语，既拉近了双方关系，又讲明了利害，让贵戚旧臣心悦诚服。
　　如果说有针对性地进行说服教宵工作，是盘庚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那么，善于采用贴切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明道理，则是盘庚语言艺术的另一重要特色。例如下面盘庚的语言：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就像网结在纲上，这样才会有条不紊。就像农夫耕田劳作，这样才会获得丰收。)
　　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就像烈火燎原，人们不得近前，怎能将它扑灭?)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我告诉你们迁都的困难所在，就是要大家像射箭认准靶心那样，为克服困难而努力。)
　　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你们只是自寻烦恼，就好比乘船，你们不设法渡过去，而是让船上的东西腐朽烂捭。这样的话，怎样能够达到目的呢?)
　　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我洞察事物虽然如同观火一样，但有时候也会糊涂，由此便赦纵了你们。)
　　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就像被伐倒的树木发出新芽，我们这次迁都，是上天让我们在新的都邑里延续我们的生命、广大先王基业。)
　　这些语言，比喻得体，言筒意赅，易于被人们接受，取得了很好的说服效果。盘庚用以比喻的现象与事情，皆为商代人所习见，从中悟出的正确道理亦是亲切而可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条不紊”、“洞若观火”、“枯木再生”等成语，皆源自盘庚的这篇诰辞，并一直为后世沿用，表现了盘庚语言的长久魅力。
　　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绝不是只靠语言艺术就能成就大业的，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缺少循循善诱的语言艺术，就会事倍功半。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对于政治家而言，当属正中肯綮。而卓越政治家的语言艺术，还必须建立在他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的基础之上，必须建立在与民众同心同德、为民众造福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盘庚堪称这样一位典型的古代政治家。
　　盘庚恰逢商朝“乱世”，是一位富有忧患意识的商王，他敏锐地看到了民众的疾苦，并想方设法加以消除。盘庚自觉吸收先王的治国经验，“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他认为商之先王都是把民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重视并体贴民众的意愿。盘庚认为统治好民众，就是要与其共享欢乐与康宁，“承汝俾汝，惟喜康共”，他正要求贵戚旧族也要摒弃私心，给民众施以实惠。在选拔与任用官吏的时候，盘庚也以能否养护民众为取舍标准。“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对于那些聚敛财宝的人，一概斥用，而对于爱护民众之人，则给予重用。他对官吏总的要求就是“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官吏不能聚敛财宝，而要永怀一狠爱民之心，向民
众布施恩德。
　　作为一代商王，盘庚深谋远虑，完成了商都最重要的一次迁徙。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盘庚迁殷之后，又“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出现了“百姓由宁”、“诸侯来朝”的盛况，彻底扭转了商朝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的局面，实现了“殷道复兴”。其高超的语言艺术，是与之相得益彰的重要辅助。盘庚死后，其弟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说明他的业绩和品格，深受后人崇敬。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7年1月19日

 

　　　　　　　　一夫多妻制与中国古代社会
　　王瑞平
　　一夫多妻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制度之一。它从原始社会时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此期间社会体制虽几经变换，但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却没有变。这种长期存在的一夫多妻的社会现象，最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体质的增强等，同时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也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夫多妻制与中国古代政治
　　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以宗法制度为基础，而宗法制度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因而“家天下”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几千年来，一夫多妻制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一夫多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婚姻的进化是社会进化的标志，历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开始拥有更多的财产并成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他们希望占有更多的妻子以生育更多的子女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不再杀俘，开始把男战俘当作奴隶，把女战俘当作妻妾，而且占有奴隶和妻妾的多少日渐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如此，一夫多妻制一开始产生就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在奴隶社会，天子是最大的奴隶主，拥有最多的妻妾，而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则依据等级占有数量不等的妻妾，妻妾的多少直接反映出权力的大小。整个封建社会亦是如此，人们以多妻为荣，只要经济条件许可，男子就会不停地娶妻纳妾，一直到老。这种与权力和财产联系在一起的一夫多妻制度一直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始终。
　　2．一夫多妻制是中国古代统治者财产扩大化的结果。在母系氏族社会，“人人平等”；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人与人之间才出现了不平等，随着一夫多妻制的出现，男女才出现了不平等。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不平等越来越突出，并且制度化。在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不仅不把奴隶当人看，也不把妻妾当人看，如商代甲骨文中就有“炆妾”(就是用火烧妾的办法)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妾沉入水中)以祭神的记载。在封建社会，这种歧视女性的思想更为普遍，女性被视为男性占有者的一种财产，而束缚妇女自由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思想更使广大普通女性失去独立的人格。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多少青春少女，成为封建统治者无限占有欲的牺牲品。
　　3．一夫多妻制是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象征和体现。一夫多妻制从产生之日起就和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奴隶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所有的财产和土地都是天子的，自然，天下所有的女性也都被天子视为己有。天子将天下聪明、漂亮、贤惠的女子优先选人后宫，供自己淫乐，之后才是奴隶主贵族及大小官僚按权力与地位广娶妻妾。进入封建社会也是如此，皇帝将全国优秀女子挑选入宫，而且是多多益善。有的皇帝甚至看到自己的儿媳漂亮也占为己有。在这里，权力显然高于伦理。虽然各个朝代为了政治的稳定，从天子到贵族大臣，拥有妻妾的数目都有规定，但实际上只要财力允许就可以为所欲为。一夫多妻制与政治的联系甚至深入到夫妻生话当中，《周礼》记载：“九嫔掌妇学之法。”郑成康注：“自九嫔以下，九九而御于己所。凡群妃御见之法，月与后妃其象也。卑者在先，尊者宜后，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当一夕，后当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后反之。”天子天天忙干御妻，哪有精力管理政务?再加上其他宫女，都随时可以和帝王发生关系，历代帝王的荒淫可想而知，像陈叔宝、孙皓、隋炀帝、唐玄宗等，甚至因荒淫而破国亡家。一夫多妻制既满足了帝王们的无限占有欲，实际上也成为历代王朝衰败的重要原因。

 　　一夫多妻制与中国古代经济
　　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劳动所得的剩余产品极为有限，一夫多妻制的盛行自然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诸多消极影响。
　　1．一夫多妻制成为统治者疯狂掠夺财富的动力。一夫多妻制家庭与一夫一妻制家庭相比，其开支因妻妾数量增加而成倍增加。一般情况下，多妻家庭较一夫一妻家庭往往拥有更多的子女，所以，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的“夫”就必须为维持家庭的经济运转而取得更多的财富。天子、皇帝是最大的财富占有者，其占有财富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多妻多子的开支，在有些时期皇室开支甚至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所以，历代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剥削都十分沉重，在风调雨顺的时期，老百姓尚能维持生存，一旦遇上荒年，就衣食无着，官逼民反。专制统治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治基础，而财富集中则是维持家天下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讲，一夫多妻制的运转无论在哪个阶层都是他们掠夺财富的动力。
　　2．一夫多妻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虽然我们无法计算每个朝代各阶层多妻所需开支的具体数目，但多妻给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夫多妻制合理合法的时代，人们以多妻为荣，相互攀比，官僚、地主、商人积累财富后不是考虑扩大再生产，而是首先考虑娶妻纳妾。正如韩非子所说：“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日：‘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日：‘何少也?’对日：‘益是，子将买妾。’”孟子甚至说：“齐人乞食，亦有一妻一妾。”其一夫多妻制对中国古代人观念的影响之深可想而知。一夫多妻特别是皇室多妻在不少时期其开支费用过大甚至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东汉时陈蕃上书说：“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话，而采女数干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日：‘盗不可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富之女岂不贫国乎?且聚而不御，必生优悲之感”。(《后汉书·陈蕃传》)陈蕃清楚地说明了一夫多妻足以贫国的道理。
　　3．一夫多妻制的盛衰是中国古代经济的晴雨表。一般来说每个朝代建立之初，经济都比较脆弱，老百姓在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尚未稳定下来，土地大量荒芜，人烟稀少。统治者亲眼目睹前朝灭亡，从思想上或多或少认识到前朝的腐败特别是后富无限制的膨胀是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一夫多妻在数量上有所控制。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经济恢复，社会稳定，前朝灭亡的教训也已淡忘，一夫多妻制就进入繁荣时期。皇帝首先开始疯狂地无限制地占有女性，如汉武帝时“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一夫多妻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经济的兴衰。
　　4．一夫多妻制对中国古代人口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夫多妻制影响了中国古代人口数量的增长，也影响了中国古代人口素质的提高，还影响了中国古代人口体质的增强。
　　一夫多妻制影响了中国古代人口数量的增长。在明代以前，中国古代的人口数量一直在六千万以下徘徊，这除了各种自然因素外，一夫多妻制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按照自然生殖的法则，同一个时代男女性别比例差差别是很小的，以保持男女比例平衡。盛行于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势必打破这种平衡，特别是皇室后宫对女性占有数量的庞大，再加上同时代各个阶层的多妻，使得社会底层很多男子无妻可娶终生独身一人。但一夫多妻并未能实现人们多妻多子的愿望，以两汉为例，西汉时，后宫平均宫女约5000人，但西汉十五个皇帝共生育子女五十八个，平均每人不足四个子女，与民间一夫一妻生育率大致相等。
　　一夫多妻制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人口素质的提高。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很多种因素，现代科学证明遗传是其重要因素。优生优育已成为今天人类生育中首先注意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皇帝选拔健康、聪明、漂亮、美丽的女子入宫，显然也是为了优生优育，以希望保持皇室高贵的血统。但是他们占有很多智慧、聪明、漂亮的女性，而又“聚而不御”就对中国古代人口带来了巨大影响，一夫多妻制的结果使得留在民间的女性无论长相或智力都极为一般，按照遗传科学，这种做法，显然对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提高不利，特别是几千年来一代一代这样的选拔，其影响非常深远。正如粱启超先生的一句话：“它有害于养生，有害于传种，有害于蒙养，有害于修学，有害于国计。”
　　一夫多妻制严重败坏了中国古代的社会风气。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多妻现象一直盛行于社会上层，这使封建统治者荒淫无耻，政治更加腐败，生话更加奢靡。一夫多妻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人多娶就会一人无妻，使得社会阴阳失调，天下之男无妻者众多。一夫多妻制的长期存在断送了多少次中国历史上大好的改革与发展机遇，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而值得深思的课题。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7年1月19日

《天演论》的传播及其影响
王天根
　　《天演论》是中国近代生存竞争思想的重要源头，它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在1904年撰就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称：“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干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从地理空间来看，北洋水师学堂、蓬池书院、时务学堂等教育中心区域，甚至连边缘地区的部分乡村私塾，都受到《天演论》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中国好几代知识分子都被《天演论》传播的生存竞争学说动员起来，并注意在实践中自觉寻求西方学理的支撑。可以说，《天演论》及其传播的生存竞争学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天演论》版本及传播
　　《天演论》的传播有一个经由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过程。早些时候《天演论》部分思想观念的流行主要通过人际传播。首先是口头传播，1896年6月前后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称“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谈及“《天演论》为赫胥黎之学”(《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4—1325页)。1897年孙宝瑄称夏曾佑“操论又变，近持天演学”。其次，严复修改《天演论》手稿时，《天演论》通过书信、抄本等得以流传。1896年10月前后，严复致粱启超信称：“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1897年3月9日，吴汝纶致严复信：“吕临城来，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戊戌变法前，《天演论》引起了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粱启超、康有为、卢靖、吴汝纶、夏曾佑、吕增祥、熊季廉、孙宝瑄及味经书院“诸生”等，皆读过《天演论》早期的稿本或抄本。其后，《天演论》借助出版，开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天演论》的版本众多，约20余种，有代表性的为1897年《国闻汇编》刊载《天演论悬疏》。是年，陕西味经售书处出版《天演论》木刻本，为最早的版本；1898年湖北慎始基斋木刻本《天演论》在1898-1905年间传布甚广，影响较大。而印刷版次最多的是商务版《天演论》，影响也最巨。
　　《天演论》的社会影响
　　《天演论》的广泛传播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胡汉民在《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书》中称：“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对“公羊三世”为核心的历史进化论也是有力的冲击。严复诠释的进化论蕴含强烈的生存竞争思想，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相契合，这从1902年杨度为《游学译编》所作发刊词可窥见一二：“大优乎今日之中国，方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优胜劣败之公例，必为天演所淘汰”，“天下无无主之物，己不能有，必以与人，此亦物竞天择之公理也。我国国民又将谁尤?”《天演论》风靡全国后，国人纷纷用进化及竞争的目光，为近代社会寻找出路。诸如1897年孙宝瑄称：“杏孙为余道严又陵天演学宗旨，谓圣人治天下，如园夫治园，天行而物竞，治法出焉。”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就思维方式而言，《天演论》的传播在国人的思想启蒙历程中部扮演了重要角色。
　　《天演论》与戊戌变法中的社会进化论之学理关系密切，这主要表现在晚清知识分子对生存竞争思想与合群关系的诠释上。1897年春，梁启超致严复信，称：“《天演论》说：克已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梁启超近为《说群》一篇，未成，将印之《知新报》中”。将天演进化论与“合群”思想联系起来绝非梁启超个人意识的表现。1901年闰三月十九日孙宝瑄日记有：“若夫甘受他人之损，不知自保其利者，道德品行非不高尚也，然使举世多如此，则彼以损人为事者，将益肆志而无所惮，而君子道消，小人道长，适成其为野蛮世界而已。故赫胥黎有言日：克已太深，自营尽泯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文化精英对“合群”思想的自觉认可。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般读者刘英在光绪癸印体《天演论》“导言”中“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上方批注：“是有至理，亦今兹对症之药。”可见，《天演论》阐释的生存竞争学说与合群思想，在受到精英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普通读者的重视。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使得社会精英将社会进化论与政冶制度变革的学理依据联系起来。1897年粱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既对“据乱、升平、太平”的公羊三世说表示赞同，同时也将其与严复译介的欧洲三种政冶制度对照，称：“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含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梁启超以社会进化论为学理，鼓吹中国搞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和合法性。而社会进化论所蕴含的生存竞争学说，也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戊戌政变后，社会变革由维新演化为革命。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蔡元培、马君武、朱执信、汪精卫、胡汉民、章士钊、吴玉章等皆研读过《天演论》，但他们大多以商檐的态度检视进化与伦理的关系，推崇互助论，批驳生存竞争的思想。如孙中山以互助论取代进化论，认为就西方而言，“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今欧、美之文明程度愈高，现从物理上发明一种世界和平学问，讲公理，不讲强横，尚道德，不尚野蛮。”(《孙中山全集》第2卷，1982年版，第283页)就中国而言，帝制被淮翻后，“共和国，首重平权，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是社会之蠹，非共和国所宜用。”和赫胥黎等—样，孙中山承认生物进化论，而不赞同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同自然发展有所差异，“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如其它之动物者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在他看来，生存竞争学说是“破坏之学问”，建设时期的社会秩序重建要讲社会伦理，侧重互助论。可以看出，随着社会主流意识倾向革命，严复鼓吹社会进化论思想中的渐进、改良色彩便已过时，革命者必然要对《天演论》及生存竞争学说重新加以解释，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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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需要更多的反省

（一）

唯物主义认为什么样的经济地位和阅历造就什么样的人，我国当代的知识分子（1）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也已经作为阅历的一部分融入了他们的人格。“知识分子”是个舶来的词汇，我国社会对这个词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近代西方，比如说社会的良知、独立于权力阶层。而许多知识分子也继承着中国“文人”独有的一些品质，如淡薄名利——尽管自“放眼世界”以后也有无数的知识分子努力要成为一个完整的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但我们看到的却大多是不成功的，他们一方面激进地把自己放在体制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要努力超然于平民百姓之上，这意味着他们继承了西方和本土的两大糟粕，前者不用说是属于西方的，后者却似乎是专属于东方的。

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像著名的巩献田、郎咸平那样敢于公然地尽力救民族于危亡的。巩、郎并不是与体制格格不入——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体制；另一方面却完全是把自己放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去评判这个社会的是非——既有立场又有策略，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应以谈论政治为羞耻，尤其是不应持有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明哲保身之术；知识分子更不应当以知识有某种神圣性为由而羞于与农民工人为伍，尽管精神劳动的神圣性这一概念大概来自西方，但是中国文人自古脱离平民百姓也是事实，这都说明了中外知识分子共同的经济地位，即脱离于直接的生产劳动（2）。文革以来知识界几乎是一边倒地和新政权的权力阶层站在了一起，用伤痕文学和新进口来的各种社会学理论竭尽全力地控诉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事实上再一次证明，知识分子口头上排拒当权者，其实际利益却总是依附在权力阶层之上。反过来说，知识阶层固然可以轻松地独立于劳动阶层以外，但是当权力阶层需要时，知识阶层还能保持“操守”吗？

尽管知识分子对西方从来就有着特殊的情结，也总是以似乎从来就优秀的西方知识分子为人格之标杆，但是既反对体制又反对平民——亦可以说是既反对权力又反对劳动——却从来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正统。相反地，人们传说西方知识分子是与平民阶层在一起的，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却据此——同时也从他们少数失意的前辈（多是一些“国家不幸诗人幸”时期的文人）那里继承而来——有一种反对权力的情结，他们有时也自称草根阶层。但他们不幸地满足于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这也反映出简单二元对立的低劣思维水平），因而同时也反对劳动，这表现为他们对权力的一概反对——“哪怕权力和劳动结合”，有人如是说。

这种典型的自由主义立场，自从八十年代初全球包括中国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以来就在我国成为主流。事实上，在这以前，据统计西方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接近80%）是持左派立场（3），尽管在此后有回落。一个叫罗伯特•诺齐克的作者在《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以中文出版时又译“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经济”）一文中就写道：“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站在‘左翼’一边。跟别的社会集团一样，知识分子的观点也是各种各样的，但这个群体对于资本主义的看法却是明显地倒向政治上的左翼。”而我国自百年前民族抗争以来的自由主义者几乎一边倒地是右派或右派的同情者。究其来源，我认为根本不必挖掘文化或国民劣根性，因为全部的后殖民地，如印度、俄罗斯和十年前的拉美（4）都是如此：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一样也不过是经济的造物。（5）今天如果说要挖掘文化或国民劣根性的话，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从在业已堕落的知识分子身上发掘劣根性的基因，或者说揭示文化或国民劣根性如何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

（二）

做挖掘知识分子“劣根性”的一种尝试。我国的知识分子至今是极不成熟的，《评建国后知识分子的两次劫难》一文有很好的陈述，尽管有着立场上的分歧，但我仍愿推荐此文。

事实上我反对把所谓劣根性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或者说其实没有所谓劣根性，而只是“劣性”而已。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被误解了的简化版“经济地位决定论”，尽管常常应验，但是不全对。了解马克思的思维方法有助于我们恢复它的原貌，这就是一种带有进化论色彩的思维方法：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一样，永远会不断从历史中吸取有益于新形态发展的成分，就像生物进化总是利用既有的基因一样——有时还吸收外来的基因。这就是为什么要讨论知识分子身上的“基因”。

我国的知识分子，哪怕是最亲西方的，恐怕都有儒教的基因——在没有西方意义宗教传统的中国，统治者（6）的需要导致儒教这样一种无神教的形成。也许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知识阶层就是和权力阶层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在诅咒权力，但是只要转换一个角度就不难看到：知识阶层在权力阶层直接制造的政治灾难中的贡献从来就是罄竹难书，他们是帮凶，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凶手——暂且屈就对于毛泽东的种种诽谤，他本人难道不就是知识分子出身吗？至于从政治立场完全不同者的角度来看，邓小平还有今天的腐败干部这些头脑们，他们是属于知识阶层还是权力阶层呢？知识把权力看得格格不入恐怕不过是一种自恋的幻想吧！令“独立”的知识分子们难堪的是，无论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我国的知识阶层——既然他们抱怨焚书坑儒，那么势必要把他们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延续来看待——恐怕都是有原罪的。

尽管儒家并不是秦汉知识分子的全部，但今天多数的知识分子在“焚书坑儒”一案上似乎都把儒家等同于全部的秦汉知识分子，这透露了他们缺乏一种自知之明：只知道自己是知识分子，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知识分子。但是“焚书坑儒”一案与其说是权力阶层迫害知识阶层，不如说是法家（7）迫害儒家（假如迫害的确实是儒家的话），不是要不要知识分子，而是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家轻视知识分子，这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和对政治的双重无知，试问哪个有起码智力的政治家不重视“知识分子”？实际上，知识界一向忽视这样一些未被历史观裁剪的史实——比如《史记》、《汉书》、《通鉴》等正史均称“屠术士”、“坑术士”、“坑方术士”而非“坑儒”，“坑儒”之说始见于汉武帝时期，且多见于野史，严肃的正史很少有这么记载；比如最坚决反对秦始皇的人汉代王充也称“秦虽无道，不焚诸子”——为了迎合统治者影射前朝的需要，知识界扭曲到这一步！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缺乏自知之明非但体现在对“焚书坑儒”一案的扭曲认识，也反映在只批判“焚书坑儒”而不批判“独尊儒术”——这个重要的事实让人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儒教基因！

由于他们把“独立知识分子”或者“自由学者”当成不但不与权力结合，也不与劳动结合，此外他们甚至不知道或干脆无视商业社会“资产阶层”的存在，他们就最可能和资产阶层合作——这就是后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的一般出路——而他们对于毛泽东的一贯态度似乎也泄漏了这一秘密。所谓“合作”，正如所谓“服务于”，并不是非指有着意的结合，也包括在利益上达到一致。作为商业社会的真正统治者，资产阶层并不需要知识阶层承认他们在为统治者服务，即使他们声称独立，只要他们鼓吹的舆论对于统治有利，统治者都会非常地满足，这正是政治家的智慧所在。政治家最重视一个事件的意义而不是目的，而在政治家面前，知识分子显得愚蠢万分，他们总在“拷问”心灵，非要揣测政治家的动机——但是知识分子总是猜错，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在——他们身上有着自古代和权力阶层结合以来就有的奴性的基因，并有严谨的理论用以证明那不是奴性，而我认为那始终是奴性。知识分子拯救自己的唯一办法恐怕是确立“真正的主体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理解：并不是不去和统治者合作就意味着独立了，那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回避，真正必要的甚至还不只是一种积极的口头批判，而包括参与到实际的政治斗争（不必是暴力）中，即主动与某一个阶层积极地结合，否则遑论“独立”——至于这个阶层是不是劳动阶层，恐怕就要看知识分子的“良知”了。

看来今天批评“知识分子”也并不全是公正的，应该批评的是“某些”知识分子。不幸地是这些知识分子总是攀附其他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就是”知识分子，辱没他们就是辱没知识分子，这多少好比坏人认为自己“就是”人，杀死坏人就是屠杀人类。他们的嗓门最大，这样一来，今天非知识阶层的正直的人们也就普遍地讨厌知识分子，这是有目共睹的。

（三）

知识阶层最大的问题正是他们拒绝与劳动阶层结合，而是与权力阶层、资产阶层结合。与资产阶层的结合大概是缘于外来的基因，而与权力阶层的结合，如前所述，其实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主要来自于儒教。且避讳“焚书坑儒”一案来做一些分析。尽管片面但希望能带来些启示。我还须声明这些不是最后的结论，因此其中也不妨借用一些其他人的个别结论，有的论据也不严谨。我只是想明确一个道理：我国的知识分子是需要自省的。

《墨子·非儒下》中这样描述儒家：“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以为尊，恃人之野以为翠。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史书记载，远在儒家于汉武帝时期走上政治舞台之前的先秦时期，就已经有着大量的儒生，他们既不种田织布、充军打战，也很少有当官吃公粮的，因此他们的生存之道只可能是做礼，而做礼只有办丧事这一项能养活这么多的儒生。胡适的《说儒》一书，也对儒家以做丧事为职业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个经济地位几乎决定了整个的儒家思想（8）。

比如关于守丧。唐代618-907年的法律典型地反映了儒家最初的职业如何影响王朝统治：三年服丧期间不能结婚、不能怀孕生子、不能玩游戏、不能听音乐、不能参加宴会、不能脱丧服等等。有人猜测三年服丧的规矩是周朝末年、先秦时期穷苦的儒生为了生计而创造出来的。

比如儒家主张国家不要向百姓征税和徭役。董仲舒在《汉书》中说：“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岁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说的是税收不能超过收入十分之一，徭役每年不要超过三日。但这并不表示儒家有什么平民立场，而是因为儒家历史上是做丧的，做丧则要向百姓索要超过他们收入十分之一的报酬，还要求做丧时间越长越好。

儒家因此也常常是势利和狭隘的。

比如“君君臣臣”纯粹是一种交换的思想。《孟子·离娄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比如儒家讳谈治国并不是单靠君主一人而是依靠政治精英共同意志这一事实，而一味苛责君主。儒生黄宗羲在明朝灭亡后不思救国，却宣扬君主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指淫乐”，是“天下之大害”；其他东林党人也认为“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仇，名之为独夫”，说什么“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儒教苛求君王的个人人格，以至于毫不关心其所代表的国格。这恐怕是古来卖国为荣的缘由之一。

比如儒教没有什么高明的外交方略，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藤文公下》）、“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原本只是针对自己君主而发的反叛言论，历史上胡人的威武不知道屈了多少儒生的膝，历朝历代儒生中也不知产生了多少贰臣。

……

其余的结论和例证还有不少。这就是为什么各朝代开国都是不兴儒甚至反儒道而行，元朝自不用说，明初的朱元璋与儒教斗争最为激烈，他以“亲进儒生，胸怀怨望”为罪名处死义子亲侄朱文正和义子亲甥李文忠。而明、清亡国时，则和西夏（这个原本刚烈勇猛的党项人建立的国家）一样都是独尊儒学的时候。

有人说：儒家（儒教）祸害了中国两千年。仔细琢磨，中国文化中最有长久历史价值的，比照诸子百家，儒家独有的那些正统有多少？儒教固然也有好的传统，知识分子身上也并非没有好的品质，但是这些品质是儒教固有的吗？中华文明博大渊深，在知识分子身上活跃着的也并不只有儒教的基因，还有佛的，墨的，法的等等。此外，既然能为封建皇朝纳为正统，那么无论是什么教，其遗毒至今，恐怕都会是严重的祸害。因此今天如果谈批判，那么儒教恐怕难免首当其冲。

（四）

注释：

（1）本文只讨论人文或社科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他们是文人（“士”），自然科学工作者是匠人。事实上在各国两者的命运都是截然不同的，应当区别对待。在我国，文人习惯把两者牵连在一起，多多少少是文人对匠人的攀附，因为匠人天然地参与生产劳动，从而获得我谓之“神圣”的平民性。

（2）这里说的直接生产劳动指的是和物质生产直接关联的那些体力活动，为行文方便，下文用“劳动”表示这个意思。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文学创作的比较纯粹的精神活动也可以是劳动，但是为区别和方便起见，下文也用“知识”表示这个意思。

（3）法国大革命以前，国王左边的大臣代表平民的利益，右边的大臣代表贵族的利益，这是“左”、“右”本初意义的来源。

（4）拉美正在左转。

（5）“知识分子是附在某张皮上的毛”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十分正确的。有人质问“知识分子岂只是毛！”，但知识阶层毕竟不参与劳动，也不决定物质产品的分配（首先，从来没有分配精神产品一说；其次，某种“民主机制”尽管可以使知识分子的意志得到权力阶层的认可，但是分配产品的权力却仍在权力阶层手中）。除非自己成为其他阶层，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这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先有阶级性，然后才可能有某种“独立性”——或者说任何独立性从来都不表现在经济生活上。

（6）事实上，统治者并不等于权力阶层，在任何商业社会，最大的统治者都是“资产阶层”，而绝不会是没有资产的光杆“权力阶层”。这里说的统治者正是包括了今天的统治者。

（7）人们通常把诸子百家完全当成是知识阶层，但是注意到儒家（作为知识阶层）和皇权的媾和，我认为倒不如把诸子百家看成既是知识阶层，又是权力阶层。这里隐约可以看到用一种僵化的历史观裁减丰富的历史时带来的扭曲。

（8）也包括孔子以后的儒教思想。

同学有个精彩的网页来自www.etext.org/Politics/MIM/chinese就是和MIM这个国际毛主义政党有关，可惜这儿不用代理上不了。给某摇滚爱好者博客上06年12月26日这篇日志吸引。特地转载，Merry Christ MAOs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说尼。毛诞日没有写文章纪念，不过和同学去地质大学瞻仰了伟人塑像。正直的人都会对伟人怀有敬意，我坚信！

Merry Christ MAOs

　　今天是伟大导师的生日哦

　　自古以来对天下有大功德者无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如非谤满天下，就非对天下有大功德者，就不可能誉满天下。誉满天下而又谤满天下，正说明他（或她）为社会进步作了重大的贡献，从而触犯了在社会反动保守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不管如何受人攻击，历史终究将还其本来面目，相形之下，攻讦诽谤者是多么的渺小、多么地卑劣！无关大局，根本不可能抹去伟人的光辉。

　　无论这些人怎么样的诋毁，毛泽东的名字已经与日月同辉。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位革命前辈：彭德怀元帅。彭帅的一生光彩照人，毛泽东一句：唯我彭大将军！谁有此殊荣？但是，我们都知道庐山会议让彭帅蒙辱，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使彭帅遭到不白之冤。所奇怪的是，即便如此，在后来的所有能看到的听到的材料里，包括彭帅的侄女的各种文章里，我没有看到过彭帅对毛泽东的不敬，他一直想面见毛泽东没有如愿成为终生的遗憾。

　　由此可以看出，从彭帅的态度上折射出毛泽东的伟大，是什么力量让这些革命将帅们致死追随其左右而无怨无悔？彭帅的伟大，一位革命功臣，受如此屈辱，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没有动摇他对领袖的忠诚，恕我才输，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评价这位受人崇敬的革命前辈。正是毛泽东与他手下的千百将帅在近半个多世纪里所演绎的传奇历史，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许多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们得以流芳百世。

　　我们坚信毛泽东同志毕生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振兴事业，将在新的历史时期，展现出灿烂的光芒！

从今天开始，食堂取消饭票了，因此不用说效率提高了。第一、学校的游客并不多，经常来就餐的外来人口可以办理临时卡，游客可以到俗称贵族食堂的第八食堂，因此取消饭票并不影响收入。第二、后勤集团减少雇员可达十余名，节省的资本非但可以迅速弥补充值机的支出，而且不久便可以见到净收入的提高。可以想见，如果市场上出售便宜的厨师机器人，食堂的效率就提高得更多了。

不过，效率和公平在我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没有兼得的。曾经有人希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在积极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能实现效率与公平高水平结合的经济体制。”（1995年《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出版者的话》）20年用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则早就在《资本论》里描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理论上也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提到了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本质问题，虽然他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他说，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所谓国民财富就是资本，而资本的形成和增殖离不开对人民的剥削和他们的贫困化。如果把这里的国民财富看作效率，把人民贫困看作不公平。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与不公平“本来就是一回事”。

今天“相对剩余人口”这个“蓄水池”涨高了，再则我国工人的罢*工*权不受宪法保护，劳动力价格就更贱了……

所以说食堂收银机的操作员下岗了，但是食堂的效率提高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三十一 非儒(1)下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2)。”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3)；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4)。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

取妻身迎，祗褍为仆(5)，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6)，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7)；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8)，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9)，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10)，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11)，■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12)，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13)，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14)，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矣！”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15)。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16)，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17)，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18)。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19)，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20)，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21)，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22)。其道不可以期世(23)，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24)，孔某之诛也。

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

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

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注释]
(1)《非儒》上、中皆佚，此篇主要是批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礼义思想。墨子反对儒家婚丧之礼，实则是反对“亲有差”。又指责儒家的礼乐与政事、生产皆无益，又通过晏婴等之口，讽刺孔子与君与民都是口头上讲仁义，实际上鼓励叛乱，惑乱人民。本篇反映了儒、墨两家在思想认识上的激烈斗争。(2)术：王引之认为即“杀”，差意。(3)其：通“期”，一年。(4)亲：依王念孙当作“视”。卑子：庶子。(5)祗褍：即“缁袘”假借字。(6)则：当为“列”。(7)散：当为“服”。(8)忧：通“优”。(9)否：不幸。(10)本句依孙诒让说“政之本”前脱一“倍”字。(11)人气：当作“乞人”。(12)本句当作：“因人之家以为尊，恃人之野以为翠。”(13)服古言：当作“古服言”。(14)函：陷阱。(15)僇：通“戮”。(16)此句当作“教行于下必利上。”(17)本句中“臣”为衍字。(18)此句疑作“非仁义之类也”。(19)宗：当作“崇”。循：当作“遂”。(20)机服：依于省吾说为“异服”。(21)当年：壮年。(22)遇：通“愚”。(23)期：当作“示”。(24)言：为“亿”之省误。术：通“率”。

[白话]
儒家中的人说：“爱亲人应有差别，尊敬贤人也有差别。”这是说亲疏、尊卑是有区别的。他们的《仪礼》说：服丧，为父母要服三年，为妻子和长子要服三年；为伯父、叔父、弟兄、庶子服一年；为外姓亲戚服五个月。如果以亲、疏来定服丧的年月，则亲的多而疏的少，那么，妻子、长子与父亲相同。如果以尊卑来定服丧的年月，那么，是把妻子、儿子看作与父母一样尊贵，而把伯父、宗兄和庶子看成是一样的，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吗？

他们的父母死了，陈列起尸体而不装殓。上屋、窥井、掏鼠穴、探看涤器，而为死人招魂。认为还在，愚蠢极了。如果不在，一定要求，太虚假了。娶妻要亲身迎接，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为她驾车，手里拿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象承奉父亲一样。婚礼中的仪式，就象恭敬地祭祀一样。上下颠倒，悖逆父母，与妻子同位。妻子地位抬高了，如此侍奉父母，能叫作孝吗？儒家的人迎娶妻子，“妻子要供奉祭祀，儿子要守宗庙，所以敬重他们。”答道：“这是谎话！他的宗兄守他先人宗庙几十年，死了，为他服一年丧；兄弟的妻子供奉他祖先的祭祀，不为她们服丧，而为妻、子服三年丧，一定不是因为守奉祭祀的原因。”优待妻、子而服三年丧，有的说道：“这是为了看重亲人。”这是想厚待所偏爱的人，轻视重要的人，难道不是大骗子吗？

又顽固地坚持“有命”以辩说道：“寿夭、贫富、安危治乱，本来就有天命，不能减少增加。穷达赏罚，幸运倒霉都有定数。人的知识和力量是无所作为的。”一些官吏相信了这些话，则对份内的事懈怠，普通人相信了这些话，则对劳作懈怠。官吏不治理就要混乱，农事一慢就要贫困。既贫困又混乱，是违背政事的目的的，而儒家的人把它当作教导，是残害天下的人啊。用繁杂的礼乐去迷乱人，长期服丧假装哀伤以欺骗死去的双亲。造出“命”的说法，安于贫困以傲世。背本弃事而安于懈怠傲慢。贪于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寒，有冻馁的危险，没法逃避。就象乞丐，象田鼠偷藏食物，象公羊一样贪婪地看着，象阉猪一样跃起。君子嘲笑他们，他们就说：“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夏天乞食麦子和稻子，五谷收齐了，跟着就有人大举丧事。子孙都跟着去，吃饱喝足。办完了几次丧事，就足够了。依仗人家而尊贵，依仗人家田野的收入而富足。富人有丧，就非常欢喜，说：“这是衣食的来源啊！”

儒家的人说：“君子必须说古话，穿古衣才能成仁。”答道：“所谓古话、古衣，都曾经在当时是新的。而古人说它穿它，就不是君子吗？那么则必须穿不是君子的衣服，说不是君子的话，而后才为仁吗？”

又说：“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回答他说：“古时后羿制造了弓，季伃制造了甲，奚仲制作了车，巧垂制作了船。既然如此，那么今天的鞋工、甲工、车工、木工，都是君子，而后羿、季伃、奚仲、巧垂都是小人吗？”

又说：“君子打了胜仗不追赶逃兵，拉开弓不（对他们）射箭，敌车走人了岔路则帮助他推车。”回答他说：“如果双方都是仁人，那么就不会相敌，仁人以他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没道理的跟有道理的走，不知道的跟知道的走。说不出理由的必定折服，看到善的必定依从。这怎么会相争呢？如果两方暴人相争，战胜的不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人陷了车帮助推车，即使这些都做了，也不能做君子，也许还是残暴的国人。圣（王）将为世上除害，兴师诛伐之，战胜了就将用儒家的方法下令士卒说：‘不要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车陷了帮助推车。’于是暴乱之人得到活命，天下的害不除，这是作为君主父母的还在深重地残害这社会。不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又说：“君子象钟一样，敲了就响，不敲就不响。”回答说：“仁人事上尽忠，事亲尽孝，有善就称美，有过就谏阻，这才是做人臣的道理。现在若敲他才响，不敲不响，隐藏智谋，懒于用力，安静冷淡地等待君亲发问，然后才作回答。即使对君亲有大利，不问也不说。如果将发生大寇乱，盗贼将兴，就象一种安置好的机关将发动一样，别人不知这事，自己独自知道，即使君亲都在，不问不说，这实际是大乱之贼。以这种态度作人臣就不忠，作儿子就不孝，事兄就不恭顺，待人就不贞良。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到朝廷上，看到有利自己的东西，唯恐说得比别人迟。君上如果说了于己无利的事，就高拱两手，往下低头看，象饭塞在嘴里一样，说：‘我未曾学过。’用他虽很急，而他已弃君远走了。”

凡道术学业都统一于仁义，都是大则以治人，小则以任官，远的博施，近的修身。不义的就不居，无理的就不行。务兴天下之利，各种举动，没有利的就停止。这是君子之道。从我所听说的孔某的行为，从根本上与此相反。齐景公问晏子说：“孔子为人怎样？”晏子不答。齐景公又问一次，还是不答。景公说：“对我说孔某人的人很多，都以为是贤人。今我问你，你不回答，为什么？”晏子答道：“晏婴不肖，不足以认识贤人。虽如此，晏婴听说所谓贤人，进了别国，必要和合君臣的感情，调和上下的怨仇。孔某人到楚国，已经知道了白公的阴谋，而把石乞献给他。国君几乎身亡，而白公被杀。晏婴听说贤人不虚君主的信任，拥有民心而不作乱。对君王说话必然是对别人有利，教导下民必对君上有利。行义可让民众知道，考虑计策可让国君知道。孔某人精心计划和叛贼同谋，竭尽心智以行不正当的事。鼓励下面的人反抗上面，教导臣子杀国君，不是贤人的行为啊。进入别国，而与叛贼结交，不符合义。知道别人不忠，反而促成他叛乱，不是仁义的行为啊。避人后策划，避人后言说，行义不可让民众知晓，谋划不让君主知晓。臣晏婴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的不同之处，所以没有回答。”景公说：“啊呀！你教给我的很多，不是您，则我终身都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相同。”

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封给他，来告诉晏子。晏子说：“不行。儒家，傲慢而自作主张，不可以教导下民；喜欢音乐而混乱人，不可以让他们亲自治民；主张命而懒于作事，不可以让他们任官；崇办丧事哀伤不止，不可以使他们热爱百姓；异服而作出庄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们引导众人。孔某人盛容修饰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以招集弟子，纷增登降的礼节以显示礼仪，努力从事趋走、盘旋的礼节让众人观看。学问虽多而不可让他们言论世事，劳苦思虑而对民众没什么好处，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问，壮年人也无法行他们繁多的礼节，累积财产也不够花费在音乐上。多方装饰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大肆设置音乐，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道术不可公布于世，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现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对齐国风俗有利，不是引导民众的方法。”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礼，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孔某人于是对景公和晏子很愤怒。于是把范蠡推荐给田常，告诉南郭惠子，回到鲁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将伐鲁国，告诉子贡说：“赐，现在是举大事的时候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见到田常，劝他伐吴；以教高、国、鲍、晏四姓，不要妨碍田常叛乱；又劝越国伐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灭国的灾难，死了大约上亿人，是孔某人杀的呀。

孔某人做了鲁国的司寇，放弃公家利益而去侍奉季孙氏。季孙氏为鲁君之相而逃亡，季孙和邑人争门关，孔某把国门托起，放季孙逃走。孔某被困在陈蔡之间，用藜叶做的羹中不见米粒。第十天，子路蒸了一只小猪，孔某不问肉的来源就吃了；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沽酒，孔某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后来鲁哀公迎接孔子，席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割得不正他不吃。子路进来请示说：“（您）为何与陈蔡时的（表现）相反呢？”孔某说：“来！我告诉你：当时我和你急于求生，现在和你急于求义。”在饥饿困逼时就不惜妄取以求生，饱食有余时就用虚伪的行为来粉饰自己。污邪诈伪之行，还有比这大的吗？

孔某和他的弟子闲坐，说：“舜见了瞽叟，蹙躇不安。这时天下真危险呀！周公旦不是仁义之人吧，否则为何舍弃他的家室而寄居在外呢？”孔某的所行，都出于他的心术。他的朋辈和弟子都效法孔某。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在齐作乱；佛肸以中牟反叛；漆雕开刑杀。残暴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凡是弟子对于老师，必定学习他的言语，效法他的行为，直到力量不足、智力不及才作罢。现在孔某的行为如此，那么一般儒士就可以怀疑了。

谈反儒及非儒思想文化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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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子健

　　在马来西亚华社中，儒家思想因长期地受到学者、传媒两者所产生的共犯关系而有逐渐被霸权化的潜在危机现象，以至于其他反儒及非儒思想的论述匿迹于坊间；学者们不再热衷于研究、着述反儒及非儒思想，只见大家都说着《大学》、《论语》、《孟子》等。另一方面，传媒亦有犯上只顾及市场反应而不顾社会良知之嫌，一切的思想论述亦多以儒家思想为大宗，少有其他反儒及非儒思想的刊载。这些现象在一个大谈儒学复兴的时代里，几乎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不过，这又更似乎是一个试图把不合理现象合理化的过程。儒家思想虽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但是，儒家思想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却又是大家所认可的。因此，华社知识份子或华社没有理由、也不能逃避不去如同介绍儒家思想般向华社引入介绍其他反儒及非儒思想。

　　中华文化的实质内涵原本就是多元性的，只是整个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地被有心人给单元化罢了。台湾王邦雄教授在其《韩非子的哲学》一书的导论中，就中肯地说出：若仅志在推尊孔孟思想，而抛弃其他各家之不朽智慧，实不免失之过狭，画地自限。（注一）遗憾的是眼前大马华社中普遍地以为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全部，尤其是在所谓“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后，以及国家领导者的直接或间接地宣传下，儒家思想更是被儒者顺水推舟地推到一个更不可以质疑的定位。其实，“东亚经济奇绩”的出现是否真的是儒家思想导至的呢？对笔者而言，笔者更怀疑是当代儒者“尊儒情结”的作崇而对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所提出的论断：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资的精神动力；而儒家思想则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根源，所做的回应。中国南开大学王家骅教授在其《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就提到，在“东亚经济奇绩”出现以前，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在东亚各国就长期存在，为何它并未导至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也无力对抗西方文化的挑战？为何在儒家思想的摇篮——中国，现代化的步代最为缓慢呢？（注二）加注：今日我们看到东亚各国的经济相继触低，是否就是很好的印证韦伯的论断呢？我想也不全然，毕竟一国经济的良窳，非一两因素可主导的。

　　同样地，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郭振羽教授在《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化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一文中就指出，新加坡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己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足于自傲的成就，但为了克服因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新加坡才推行儒家伦理，因此儒家思想只能说是“果”而非是创造新加坡经济奇绩之“因”。（注三）另外，中国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亦有同感，他甚至认为儒家思想与东亚经济发展是同步衰退的，这可以从这些国家的道德水平、社会风具、政治与教育问题等充份反应出来。（注四）另外，国家领导对儒家思想的大力鼓吹更是一个令人担忧是否从政领导者想利用政治化儒家思想来达到其政治上某该特定目的呢？中华历史中有太多儒家思想被政治化后，被领导人利用来达成其个人目的的例子了，希望今日的华社或国家不会再发生这种现象才好。

　　当然，对一个尊信儒家思想的学者或那些想成为“儒家思想权威”的学者，在其论述中只强调儒家思想优良面是用心良苦且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也记得不是所有阅读者、听讲者、支持者都会像您这样，是经过研究比较，已经知道这门思想的优缺点后才下笔的。大马华社在中华文化上，不论是本身研究、引进国外论述、教育内容上，在质在量方面都是绝对的少的。几乎可以说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华裔对中华文化或马华文化的实质内涵是一无所知抑或是迷迷糊糊地接受所谓专家学者的思想观念灌输的，这种现象在九十年代末期的今天亦只有更严重，今天的华社青年学子中又有几个知道儒家思想的实质内涵呢？在这种情境下，其他非儒及反儒思想文化就更甭谈了。进而吾人可以担忧地认为，在一个相信权威或专家意见的不成熟社会里，加上这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儒家思想黑暗面隐藏起来，是有绝对的可能达到“思想欺骗”的。另外，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情境就是，一位所谓权威若在比较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时，为能让自己所专精研究的思想文化能够比较出一个“赢”的局面，通常会只论述其所属思想文化的优良面，另外一方面则只论述另一种思想文化的黑暗面。其实，很多精研儒家思想的学者权威都是深知儒家和其他各家思想的优缺点的，但是，彼等就是不能像接受儒家思想这样来接受其他各家思想，虽然彼等会发现很多情境如果用其他各家的思想可能更可以较儒家思想行得通。属"新儒家"的杜维明教授亦认为在比较文化研究领域，很多学者都有意或无意地采用了所谓的“强人政策”策略，亦即为了加强本身对自己文化的信念、文化意识，乃至对自己文化的感受，我们就用自己所属文化中的精英来同其他文化（特别是敌对文化）中的糟粕进行对比。（注五）　

　　对于一些尊信儒家思想的学者，个人的建议是不要被您个人的儒家情结所困，进而仅对儒家思想报喜不报忧。对于接受资讯者（读者或听众），建议您务必接触其他各家思想的论述，正如您接受儒家思想，此举方能让您对儒家思想或整个中华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您也不会仅认为中华文化就等于儒家文化。除此，马来西亚华社更应该培养更多先秦其他各家思想的权威，比如研究道家、法家、名家等等的权威，尤其是一些反儒思想，如此不但可以对中华文化有一专业分工功能，亦能产生一股各家思想相互制衡的局面，把儒家思想的阴暗弱点给完全暴露出来，这样对儒家思想才能达到所谓的“创造的转化”。个人认为只有反儒思想或批儒论述的不断出现下，儒家思想才有办法健康地溶入华裔社会的思维方式。缺乏反儒思想的儒家思想社会是严重朝向思想停滞社会的潜在病毒。华社青年学者曾庆豹在其《孤魂野鬼——没有反对党的反对意识》一文中认为，“一体化”思想的危险性，就是取消了“反对意识”，并且以暴力的合法方式“去异求同”。因为他们充当了某种权力支配的作用，抽离了种种的“可能性”思考……反对“一体化”的支配是值得支持的。（注六）虽然，曾庆豹说的是政治上的反对，不过，笔者更认为这一观念对于思想反对更是比政治反对来得更重要，因为政治反对亦不过是思想文化反对中的一小因素而已。因此，不管为个人研究结果或是为健全华社思想文化，反儒思想的论述着作绝对不可以消失，相反应在质在量上大力地鼓吹发表。

　　行文至此，不得不再说明个人的观点。本文主要用意在于说明儒家思想不是华社思想文化的全部，儒家思想虽有其光明值得宏扬的一面，但亦不是那些严重儒家情结学者说的那么完美无缺。另外，亦旨在强调思想反对存在的必要性。

　　当然，对笔者而言，问题是写出来了，但对于认同者，解决之道是需要大家来供献的。以下是笔者尝试写出的几个方案：　

　　（一）鼓励个人或学者多发表、多讲述健全的比较文化研究结果。不论在目前或未来的各种传播媒体上，应该全面性地传播各家思想文化而独钟情儒家思想。所谓健全的比较文化研究当然是指必须客观且真正公平的比较，而非采用“强人政策”策略的。这方面可以协助的是一些报馆、出版社、文教组织等。比如报馆可以转载其他各家的思想文化；出版社可以大量引进各家不同的思想着作，尤其是那些反儒思想着作；文教组织除了邀请儒家思想权威来演讲更应缴请其他各家思想权威来演讲。

　　（二）各地缘性及血缘性组织团体在健全华社思想文化上做出更大供献。其中，个人觉得采取专业分工来进行会更好，比如某某会馆可以定位在从事道家思想；某某会馆可以定位在从事法家思想，以此类推，不但可以突显各个会馆的特色，且又可以达到健全华社高阶思想文化的目的。在此并不是要各地缘或血缘性组织自己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当然可以自己培养则是最好且有远景，如果不能，则可以借助其他专家学者，不论是国内或国外。在这个定位问题上，陈友信硕士一再强调的地缘性与血缘性如何　再定位的观念是非常切合时宜的。

　　（三）在学校方面，尤其是华文独中（在编教材上较具弹性）更应该更多地采用各家思想文化，而非只着重在儒家思想。如果能把一些五四一流学者如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反儒或反传统的着作论述、先秦其他各家思想尤其是反儒的法家思想中挑出几篇在教材中，如此，应可以让我们的学子们更全面了解中华文化内涵，且让彼等在日后的思维方式上更可以多元化、在判断各家思想的好坏上更加客观，而非先入为主的只认为儒家思想最伟大或谈中华文化只知儒家思想而不知其他先秦思想。

　　（四）最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及重视。以上三项建议只能在有这方面的人才方可算是长远之计，当然有人才之外，更要能尊重这些人才。因此，个人建议由各个血缘或地缘性组织、文教机构、华基基金会发挥更大供献，赞助或提供这方面的鼓励及援助，比如成立各家思想学位奖学金、各家思想研究赞助金等，让那些有志之士能够舒展其志。当然，华社对社会人文教育的重视的观念必须能够做一正确的调整，而非整天空喊华社需要更多精神文明的同时，却不能接受自己的子女选读人文科系。华社在人文及社会科学系上，确实是太缺少精通中华文化的人材，大家都希望华社的子女可以在科技、商业上取得骄人成就，就是太少人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在中华文化上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研究。反儒与非儒思想若想要有所蜕变，这一个华社病态我看是不除不可，不然，可能连最具市场性的儒家思想都保不住，更况论非儒思想。

　　像马来西亚这样地一个“资讯筛选”社会下、加上如果华裔思维也一元化的双重处境下，华社将在思维上更加封闭且自以为是，一旦思维方式一元化则就是划地自封，则整个华社组织将在前进时出现障碍，简单的原因就是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不能解决多元化问题与阻力。像这样一个要求更开放、更多元化的华社却能容许在思想文化上朝向一元化，真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

　　这篇文章是笔者对马来西亚华人思维文化的一个初探。当然，在下笔时必然会对一些华社已先入为主的思维观念产生一些磨擦，必竟华社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必然对某种思维文化，如儒家思想已产生了一种共识及情结。但是诚如杜维明教授所说，如何认识儒家的阴暗面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思想越能了解自己的阴暗面，它越能健康发展。（同注五）因此，如果假设儒家思想是全体华体所需的唯一思想文化，则反儒思想就更加有存在的必要；另一方面，如果华社认为博大深远的中华文化并不单只是由儒家思想所形成，则非儒思想就必须在华社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注一：王邦雄　《韩非子的哲学》页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91年五版。
2.　注二：王家骅　《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页十一，浙江人民出版社95年。
3.　注三：同注二，页十二。
4.　注四：俞吾金　《寻找新的价值座标——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思》页二八三，复旦大学出版主95年
5.　注五：杜维明　《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页二一五／四四，台湾联经出版91年
6.　注六：曾庆豹　《2020　内有恶犬——社会文化政治批判论集》页一四零，东方企业有限公司出版95年。

 

《强国之道》第六章笔记：中国一盘散沙的文化原因

（1）

作者例举唐、宋、明、清诸朝代的历史，指出各朝由兴而衰，都是人心涣散造成的。

中国一盘散沙的文化原因是受儒教的祸害。很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弱是制度造成的，把矛头指向君主制和集权制。但是作者认为，制度是末，人才是本。中国的不堪一击是人的问题。而文化塑造了人，因而问题也就归结到文化上，是该反思我们的文化了。

作者说，西汉建朝起初，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推行“黄老之学”，但她死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正统的统治思想。作者认为，汉武帝做错了。

作者继续举例说，贺兰山的党项人建立了190年的西夏，这个民族原本性格刚烈勇猛。但是西夏皇帝也选择了儒教，到西夏仁宗皇帝达到顶峰，孔子被追封为文宣皇帝，将“失效德礼”列为十恶之一，位于谋逆之后。结果党项人不再勇猛，外敌侵犯时也出现叛徒，最后被蒙古人屠城灭绝。

作者总结说，中国的历史是无儒则兴，有儒则亡。各朝代开国都是不兴儒甚至反儒道而行，蒙古帝国不用说，朱元璋的明初与儒教斗争最为激烈，他以“亲进儒生，胸怀怨望”为罪名处死义子亲侄朱文正和义子亲甥李文忠。而明、清亡国时，则和西夏一样都是独尊儒学的时候。

因此作者问，能否这样来看中国王朝的变迁史：初期无儒自兴，中期拾起儒教，后期兴儒则亡，然后是朝代更替，如此反复。

作者说很多伟人都看到了儒教的危害：鲁迅写《狂人日记》，谭嗣同写《仁学》。（当然还有秦始皇、毛泽东。）

（2）

作者对于儒家的身世家底有一番令人惊讶的说法。

作者说远在儒家于汉武帝时期走上政治舞台之前的先秦时期，就有大量的儒生，他们不种田织布、不充军打战，也很少有当官吃公粮的。因此他们的生存之道只可能是做礼，而做礼只有办丧事这一项能养活这么的儒生。作者引证墨子的《非儒篇》中的描述：“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以为翠，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胡适的《说儒》一书，也对儒家以做丧事为职业作了详细的说明。

作者说：“儒”右边是“需”，而“需”字在先秦是没有“需要”之意的，而是“不动”的意思。可见儒就是做丧需要痛哭挨饿因此才“不动”的人。作者还说汉字凡带有“需”的往往有弱小之意，比如：孺、懦、嬬。作者说唐代618-907年的法律典型地反映了儒家最初的职业如何影响王朝统治：三年服丧期间不能结婚、不能怀孕生子、不能玩游戏、不能听音乐、不能参加宴会、不能脱丧服等等。作者猜测三年服丧的规矩是周朝末年、先秦时期穷苦的儒生为了生计而创造出来的。

（3）

作者说儒家于治国有害。

儒家以做丧为生，而繁琐的丧礼劳民伤财、影响生产。儒家会因为要做丧而妨碍国家向百姓征税和徭役。作者举董仲舒在《汉书》中的说法：“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岁不过三日，其力易足。”又说儒家做丧索要的则会超过百姓收入的十分之一。作者引韩非子的话说儒家是“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作者自己写道“历史上看不到儒生的保家卫国，却看到太多对国家的交争逆令。”

作者认为儒家的“君君臣臣”是一种交换的思想，使臣民不能忠于君王，国家不能一心。作者引证《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作者说儒家只谈人民对国家有税收和徭役，却从来不谈国家对百姓有恩泽，因此也无从谈百姓应该有对国家报恩的本分。

作者说，儒家主张“从道不从君”使国家不能一心。儒家主张“从道不从君”（荀子）和“儒即是道”（因为，什么是“道”最后是由儒生说了算），因而也就是“从儒不从君”。吕不韦说天下最大的乱是没有君主的时候，封建时代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儒家则是贬低君王，比如《孟子答梁惠王》。儒家讳谈治国并不是单靠君主一人而是君臣共同努力这一事实，而一味苛责君主。儒生黄宗羲在明朝灭亡后不思救国，却宣扬：君主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指淫乐”，是“天下之大害”；其他东林党人也认为“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仇，名之为独夫”，说什么“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儒家苛求君王的个人人格，而不关心他所代表的国格。儒生没有留下什么高明的外交方略，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藤文公下》）、“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原本只是针对自己君主而发的反叛言论，历史上胡人的威武不知道屈了多少儒生的膝，历朝历代儒生中也不知产生了多少贰臣。

（4）

墨子认为儒家有丧天下之四政。墨子对前去说服墨子的程子说：“儒者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裘，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歇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天。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公孟篇》）。用今天的白话就是说儒家有的主张足以使天下丧亡的有四点：1、儒家认为天鬼（也含有皇帝大臣的意思）不神明，这挑拨了上与下的关系；2、儒家主张的繁冗丧礼劳民伤财、伤害百姓；3、不从事生产活动，却致力于奏乐歌舞这些娱乐。4、儒家有宿命论，认为一切有定数，地位高的人就不会听从安排，地位低的就不会努力工作。

（5）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试题：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

老子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宋徽宗时代的一道科考试题：道德之难明，风俗不一，何也？

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附：第七章]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提到老子与孔子的相见。“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天上，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说的是孔子完全不能理解老子。

《强国之道》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264085675

大话学者和大话逻辑──读何新《泛演化逻辑引论》

作者：周祯祥
更新时间：2005-12-29

　　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
　　　　──恩格斯《反杜林论》

　　在广州购书中心买书，逻辑类的书籍中既然有《泛演化逻辑引论——思维逻辑学的本体论基础》（何新著，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从该书引用的文字，简称何著页××，表示该书第××页）这本书。何新先生名气虽大，但逻辑圈的人知道他不是做逻辑的，何以他也写下一本有关逻辑的书呢？出于好奇，我随手翻了一下，发现很有些东西能够刺激我们这些专搞逻辑的人。便买下了何先生的书，由此有了这篇读后感。
　　　　　　一　大话学者：从反杜林论谈起
　　大约在150年前，德国出了一个大话学者杜林，他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哲学体系。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体系时，杜林的东西总算还被恩格斯称为高超的胡说。杜林，这个创造体系的所谓“智者”，自称为在哲学和所有科学领域中都实行了全面的变革，并对所有的知识前辈都用嘲弄谩骂的语气予以了无情批判。
　　在时间之轴上，不同时段的事件和人物虽各有不同，却有惊人的可比较之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个半世纪倏忽而过。在当代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个大话学者，其著作等身，几乎全知全能。中国的这位“学者”似乎比杜林的功劳更大，不仅在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硕果累累，在宗教、艺术、古代中国文化、历史、政治、甚至是国际政治领域，他也争取到机会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番，远远超越了当年杜林所涉猎的知识范围。甚至一般学者望而生畏的逻辑和数学领域，他也敢大大咧咧地闯将进来，并极为自得地宣称：“布尔、弗雷格创立布尔代数和数理（符号）逻辑以后，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为自己能发现一种新的逻辑工具而感到欣慰。”（见何著页11）
　　不仅如此，在他洋洋自得宣称的同时，几乎对所有的现代逻辑，不仅仅是逻辑知识本身，也包括对逻辑研究的先驱和后学，使用了非常不得体的评论方式。这种评论堪和杜林对知识先辈的评论相媲美。
　　我们先看恩格斯引用的杜林对哲学家的评论：
　　　　缺乏任何优良操守的莱布尼兹，这个一切哲学侍臣中的佼佼者；
　　　　出现了特别是叫做费希特和谢林的这两个直接模仿者的谬误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
　　　　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第70页）
　　我们再来看何新这位大话学者对现当代逻辑学者的评论：
　　罗素试图以愚蠢的指号论消除哲学本体论。这种独断论的逻辑斯蒂，可以戏称为“逻辑”中的“法西斯蒂”。（何着序言页11）
　　当今国内的主流逻辑学界，几乎已被维也纳学派和分析学派独擅言语权。因此，当时我的文章自然难以发表。但正是在那个会上，我有幸第一次接触了中国的“逻辑斯蒂学派”的若干主要代表人物，欣赏到了他们那种笨拙地模仿罗素的“当且仅当”的有趣独断论观点。（何著页12）
　　逻辑正好是我所从事的专业，虽然在这个领域，一个以教学为业的逻辑研究者并没有做出什么开创性的工作。但逻辑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中国逻辑学界是一个有着良好学术传统的团体。以致在当今哲学界，有很多人认为，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这个团体，最鲜明地体现了学科研究的国际规范。尽管这个团体有其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把独断论说成是中国主流逻辑学界的特点，实在表明评论者对中国逻辑学界的无知。这种无知，又是评论者对逻辑学本身也无知的一个体现。出于对逻辑学科的良知和感悟，也出于对我所在的逻辑学团体的尊重，我感到有一种无法遏止的冲动，要对这种无知的大话学者和无理的大话逻辑予以清算。
　　　　　　二　大话逻辑：有根无叶的哲学思辨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评论他所在时代的德国学术界，有一段妙语：“近来在德国，天体物理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第46页）
　　我把泛演化逻辑称为大话逻辑，就是因为这个逻辑要就不建立，一旦要建立，那就不仅是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是导引和拓荒意义上的体系，它还是一个革命性的体系。泛演化逻辑的大话可以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这样一种逻辑的“根本重要点在于，它并不是一种形式化的主观的数理逻辑，而是一种有效预测事物演化趋势的智能逻辑”。
　　第二，这样一种逻辑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可以构成古典逻辑的本体论基础。
　　第三，泛演化逻辑，乃是逻辑的逻辑，可以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元逻辑。
　　第四，现代逻辑多以数学中的形式集合论为基础，我的泛演化逻辑对于概念类集理论的重新研究必将涉及逻辑基础的重大革命。（何著页11）
　　更令人惊诧不已的是，这种逻辑他早就应该完全建立起来，但何先生志趣深广，“当时中国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冲突与辩论吸引了我，我的研究重点转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上”（何著页112）。按照和何先生历史概念类集的思辨方法不同的方法，现在，何先生对逻辑的兴趣回归了。他从对泛演化逻辑的兴趣，迁移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时过境迁，他再复归为今天的所谓逻辑兴趣。这样一个短暂时间段内的兴趣迁移，似乎是浓缩了个体有关概念历史演进的另一种一般进程。但这里没有进化，作者还在原先知识的起点上。
　　但奇怪的是，所谓的创造性竟然依旧存在。这个逻辑依然是别人没有做出，只是他做出的“完全新型的逻辑”。在知识变化如此迅速演进的现时代，时隔二十多年。还敢于声称这种逻辑是完全新型的逻辑，真让人佩服他的自信和勇气。但有点令人欣慰的是，他开始把逻辑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了，远超出他以前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重视。因为在何文中，何先生声称：他那个有关泛演化逻辑的著作成了何先生一切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了（何著页11）。
　　何先生的逻辑是不是非常重要的逻辑创造呢？我先做出两个简要的评述，在本文第三部分再讨论何氏逻辑的核心部分：概念历史类集。
　　第一个评论，泛演化逻辑只有哲学思辨的根，没有逻辑的根和叶。
　　现时代的知识体系，其专业门类纷繁复杂，对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员，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要求。现时代的任何一个学科分支，都有其圈内的游戏规则，首先得遵守规则，然后才有可能突破规则。我想在这一点上，何新不可能是例外，虽然任何规则都可能有例外。
　　但遗憾的是，泛演化逻辑只有主流哲学和主流思辨的根，除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却没有任何逻辑学者的工作。它既和主流的逻辑无关，和我国的非主流逻辑研究也扯不上关系。在何先生眼里，只有哲学家和革命家是逻辑学家，只有钱学森先生是逻辑学家，其它的人都不是。而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呢？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个人重视并且理解之外，只有何先生重视并且理解，再也没有其它人重视和理解。这实在是对中国逻辑学界的一个歪曲，在中国逻辑学界，既有何先生所说的主流逻辑研究学者，现代逻辑的研究团体，辩证逻辑研究也是逻辑学界中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也有一个专门的辩证逻辑研究团体。
　　谈及现代逻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则何文的态度简直是认为不值一提，现代逻辑几乎全是陷入死胡同似的东西。用何先生的话：现代逻辑正在变成一种及其主观和非常形式主义的东西，一个内容及其空洞的东西（何著页117）。相信进化的何先生出此之言，进化大概就只能理解成退化了。
　　逻辑是一门很专门的学科，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但外行不能代替内行，外行也很难代替内行。哲学家或者革命家从圈外层面上来看待一个学科，这和学科本身的发展是一种非常弱势的联系。权威是有语境限制的，权威的论断不能代替学科本身的发展。逻辑有其自身的发展契机和进化历程。某个政治家的青睐，某个财团的资助，某个圈外权威人士的首肯，不能改变学科本身的发展轨迹。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一百年，逻辑学科枝叶繁茂，生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群落，何先生视而不见，也未看到作什么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热闹领域玩腻了之后，换一个游戏场所，看一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就摆起开山祖师的架势。几十年前这尚有可能，在如今的普适大众传媒不再，整个市场细分，整个知识门类细分的条件下，无异于天外梦想。
　　第二个评论，现代逻辑并不排斥黑格尔逻辑。
　　何文说：由于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近代逻辑学家根本搞不懂黑格尔逻辑，反而由于无知而对黑格尔持轻视的态度，因此他们对黑格尔的动态逻辑原理可以说一无所知（何著页117）。
　　简单地把现代逻辑学者都看成是黑格尔逻辑的反对者是不公道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初期，黑格尔哲学（包括他的逻辑）因为其思辨性质而成为科学拒斥的对象。但现代逻辑发展到二十世纪的5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辩证逻辑也开始受到现代逻辑学者的关注。当然，伴随着这种关注，仍然存在着重大的争论。
　　辩证逻辑是源于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产物，作为不同于主流经典模式的一种逻辑，它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辩证逻辑更适合于看作是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方向，看作是数理逻辑在非经典逻辑方向上的一个发展。如同道义逻辑是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因此道义逻辑实际上就是演绎逻辑的一个延续一样，辩证逻辑也应该看作是演绎逻辑的一个延续。由波兰学者卢卡西维奇，雅斯科夫斯基和巴西学者科斯塔开创的次协调逻辑研究，体现的就是对辩证逻辑的一种研究。
　　这样一种逻辑，芬兰逻辑学家冯赖特作过颇带辩证法意味的一个估计。一方面，冯赖特表示，这一逻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意义的发展之一（桂起权等著《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3页）；另一方面，冯赖特又表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逻辑的非经典方向的发展中，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但我认为是不可靠的同盟军，那就是源自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我们可以希望的最好结果是，用次协调逻辑和相关的变异逻辑的形式工具对辩证法的处理，能够有助于阐明它的那些不大适合理性理解的特征。（冯赖特著，陈波等译：《知识之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6页）
　　我并不完全同意冯赖特的看法，我对辩证逻辑承认矛盾的新奇思想是取支持态度的。辩证逻辑的一些思想是对经典逻辑的某种颠覆，含有野性思维的成分。而正是野性，才可能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同桂起权等著，第10页）。但是何先生对待辩证逻辑、对待现代逻辑的态度，却让我颇存疑虑。在学术上，谁具有独断论的色彩，把何先生的话语和上述冯赖特的引语相对照，结论就是一目了然的了。我们关于逻辑的讨论最好是不要讨论了，最好的思想和最革命的理论已经创造出来，逻辑本体论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那里还需要我们去做那些无聊至极的学术讨论。
　　　　　　三　告别大话时代：普遍性诉求的衰落
　　何先生逻辑的核心内容，是其历史概念类集，以马概念为例：
　　　　集合A：马∣白马-黑马-红马∣，　　
　　　　集合B：马∣始祖马→新马→真马∣　　
　　　　集合A是马的空间分类，是非历史的。集合B则是描述动物进化过程的一个历史概念类集。由这个类集的理解，概念的逻辑关系依然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间关系，但呈现黑格尔的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同一关系→矛盾关系→交叉关系→对立及种属关系（何著页36）。
　　概念真是这样一个进化过程吗？逻辑也相信直觉，但这里的概念进化过程，让人很难直觉地接受。一个更容易产生的概念间关系的直觉，并不是何先生的概念的思辨想象，最大的可能是基于基因的生物链联想。何先生先有一般关系的想象，再找一些并不得体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想象，无非是共相在先，例证在后的先验观，不知道其中的创新之处何在。看看在现代经典逻辑基础上建立的模态逻辑，看看集合论，看看今天横亘于逻辑和数学之间的关系语义学！你就会感觉到，和主流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在其中所讨论的关系结构和关系性质相比，所谓泛演化逻辑的历史概念类集，是一个多么小儿科的东西。类集概念分析实际上仅仅只是对亚里士多德词项外延间关系的笨拙模仿，毫无任何现代感可言。很难理解，钱学森这位科学家为什么把这样的常识性理解看成是一个创造，并把这个概念类集的简单图示美誉为一个专业的“何新树”的称谓。现代模态逻辑早就在研究树结构，还有其它的结构方式。何先生对树的小儿科理解，哪里能够和现代逻辑学家对树和其它关系结构的研究相比（见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英文版，《模态逻辑》，第一章基本概念部分）。
　　即使这个逻辑构想真是一个合理的构想，那也用不着抬到具有革命性转折意义的高度。革命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也许用不着革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夸张说泛演化逻辑是逻辑的逻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逻辑，这不过是普遍性诉求在何文中的回光返照。今天的时代，是告别大话的时代，普遍性诉求正在衰落。即使是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也无法去除各个社会群体、各种社会知识的个性特征和语境特征。
　　人类知识体系，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似乎都假定了至少有一个被认为在理论上无懈可击、在实践上历久长新，因此非常可能是万世不移的普遍原则，它被当作是知识体系的基石。通常这类据信为“绝对无疑的”普遍原则，被人们称为“金规则”。而且，那些在历史中各自独立地自发生成并且以不同方式表述出来的金规则，似乎含义上也“都惊人地相似”，其逻辑语义也似乎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就表明，金规则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必然原则。
　　然而现代社会的实践活动表明，所谓普遍必然的原则，现在到处都在面临挑战。就是在作为理性标准的逻辑和数学域，也并不存在一个理论上无懈可击，在实践上历久常新的万世不移法则。在美国学者克莱因的著作《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克莱因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数学之确定性、绝对无疑性并不存在，逻辑也同样如此。1930年哥德尔的著名定理既是对数学提出的质疑，也是对逻辑学提出的质疑。正是哥德尔的这个定理引起了数学和逻辑的巨变，并且使数学和逻辑随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是，这些麻烦并没有消灭数学和逻辑，而是给数学和逻辑增加了更多可能的结构，同时把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分成了更多的不同派别。用美国数学家克莱因在《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的表述： 
　　数学的当前困境是有许多种数学而不是只有一种，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每一种都无法使对立学派满意。显然，普遍接受的概念、正确无误的推理体系──1800年时的尊贵数学和那时人的自豪──现在都成了痴心妄想。与未来数学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可疑，取代了过去的确定性和自满（克莱因著，李宏魁译：《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湖南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何文建立起来的所谓泛演化逻辑，充其量不过是逻辑学探索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支流。企图把这个思辨探索的粗糙猜想看成是某种普遍逻辑法则，甚至是法则的法则，这只是一种知识的迷信和盲目的自大。数学原则和逻辑原则通过我们的直觉就有可能被我们所接受，但仍然是有可能受到质疑的。就此而言，泛演化逻辑普世化的知识诉求，在今天这样一个永不停息地推陈出新的现代社会中，在竞争和博弈几乎存在于一切现存领域的社会中，也许永远只能是我们的主观想象，而不能是生活世界的现实。

何新谈张五常

　　他们是什么人？看看张五常的底细把！

　　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的“五常”博士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忽然提到他？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你居然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认是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是他自己说的？口气不小，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这人颇有点自恋。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这样说过：“在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2000年版。）

　　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他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

　　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还有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并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五常博士说：“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

　　但是，不要低估这位五常君。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这样说。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

　　记者：你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他自己的书为证。五常君在他近年出版的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而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

　　记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眯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告诉我们：“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

　　“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均引自张五常前书。“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启蒙”。张五常还说：“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按：究竟谁这样说过？？）“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意识形态作用。

　　张五常说：“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

　　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张五常又告诉我们，作为引发1989年动乱导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一举取消价格管制”以及随之爆发的市场物价混乱和通货膨胀。而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由于几乎不可能实行补偿，故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据张五常说，他本人也是推动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考虑到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这个数字并不高），但无权贷款。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张五常这一建议引出的结果是：“朱镕基没有限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实行贷款限制，紧缩信贷，使国有企业资金匮乏，从而造成失业增加。”（以上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6—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5、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记者：你很早就知道这个人吗？

　　何新：很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济学家”。

　　1983年，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包遵信主编）。这一套书志在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百科全书”为楷模，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

　　张五常在这套书中出版了一本《卖柑者言》。这是在中国鼓吹将经济改革引导向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革命”方向的第一本书。

　　最近，在大陆出版了此人的论文集。五常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铁的规律”，颁布了两条“圣诫”。这“铁律”是：“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

　　他告诉我们，这条铁律是他的美国教父罗·科斯传授给他的。据说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虽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称此为定理，但他的门徒们还是要这样称呼它。”同时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圣诫”第一条。五常君认为：“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

　　但是，当他这样讲时，他却忘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也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所谓证伪方法，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否定”。

　　五常博士还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根除腐败的方案，他认为唯一办法是必须彻底解除政府职能：“我认为没有政府管制或调控就不会存在腐败。”“结论：彻底取消政府等于彻底消除腐败。”

　　这是来自美国的第二圣诫：建议中国彻底取消政府权威和调控和调控。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的真义。这一思潮正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

　　但是，如果彻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着那时在中国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亿人即有十亿个小“政府”，意味着每一分钟可能发生十亿起腐败。

　　6、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斯——张五常

　　记者：他的这些观点是明显地缺乏论理根据的。

　　何新：这个人及其理论可以看作现代经济学中伪科学的一大范本。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五常君承认经济学并非科学而只是“解释”：“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他在此书的另一处却又声称经济学是具有“公理主义”的自然科学：“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尽管五常君宣布的每一个“铁律”都可以在现实及历史中举出事例被“证伪”。但是，这也绝不妨碍他宣称他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唯一真正的经济科学。他认为自己与科斯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把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可与新古典边际主义相匹敌的一场革命”（见张书，第457页）。对张五常来说，不仅是马克思，连凯恩斯也是不存在的。这本书中充满了类似上述的自我夸赞和自相矛盾。他在书中引用马歇尔的如下一段话：“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些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他说：“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美语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实上，由于五常君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五常君。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美国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吗？

　　7、美国为什么急于为中国人洗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在五常博士的书中记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说1988年由他通过“国内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对华访问，会见了赵紫阳。这次会谈效果惊人之好：“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妇写信问我，他们9月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届时能否为他们安排一下中国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后不久，放开价格的计划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我差点建议米尔顿取消中国之旅。然而，就在那时，我得到通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准备接见米尔顿。后来的事实表明，我显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要求也与邓小平会面。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除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支持共产党控制权力以外——这是官场套话——两人只有一点不见意见：即何时和多快放弃外汇管制。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

　　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

　　自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以来，作为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就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民族经济保护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重商主义和德国的李斯特主义。另一条是自由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亚当·斯密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学派编写的经济学史中，重商主义（这个名称实际是一个错误）被贬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经济学，则似乎根本不存在。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记者：当代主流经济学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义流派与德国注重现实的历史学派的确有所不同。但是你认为除了门户之见，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主流学派忽视李斯特的学派？

　　何新：极其简单——利益，国家利益的原因。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学家，读了他们那些建议和改革方案的时候，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豹之国”强秦。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那样的大军事家。三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秦国当时的主要对手国家楚国内部制造了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打垮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即大行其道。

　　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8、美国应该给张五常、萨克斯授大奖

　　记者：这个人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商务，2000年版。）

　　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的评论，说：“我同意张的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第464页）。

　　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但此书仍值得一读。它可以告诉你当代最新的主流经济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包括赵紫阳那样的领导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和信仰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五常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的泼皮式的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中他说马克思是愚蠢的，只有亚当·斯密是圣明的。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博学的教授，却似乎不知道极其重要的一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乃是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逻辑推导，这里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

　　而且这位博士这样讲，就好象新剑桥派中一些重量级人物的理论，如琼·罗宾逊夫人和斯拉法的理论都不存在了。罗宾逊和斯拉法都曾从新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角度，深入探讨过马克思的价值论与斯密理论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的。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后面讨论价值论时再作深入讨论。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提名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张五常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他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昭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事见《史论·张仪列传》。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泽东说：你还是留在蒋管区写文章，你一只笔顶我十个师的军队。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识形态的战略和韬略的眼光。

　　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还远远不够！（笑）

　　9、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完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记者：但是，这种论据你认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形式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美国锐意开发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玛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

　　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目前我已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等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利用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作为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1987—1989）

　　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

　　（2）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1993—1995）

　　（3）以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美国及IMF关于维持人民币高汇率的建议，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投放到无保护的国际金融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外汇资源耗竭或被困锁，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10、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以你的看法，美国向中国输入了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实施了。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选择的机会要比过去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何新：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错误。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的全部历史，会发现那并不是一个从正确的设想出发，由正确走向正确的历史。而往往是从错误开始，在错误中反省，总结经验，从而积累智慧，从而有所进步的历史。这个过程是辩证的。我所谓辩证，包涵两层语义。第一是辩论，第二是对证、质证、求证。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美国的图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中被挫败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现代历史中的美国是一个极尽聪明的国家。在20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从世纪初的威尔逊总统开始，就充满一种美国式的理想主义。从马汉开始，这个国家的战略家精心算计，一心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统治全世界的意图。但是，美国人的文化中缺乏中国人的一种宿命论（乐天知命）和悲观主义。他们不知道，到头来，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自身是有其规律的。50年代，他们重新武装日本，扶植东亚小龙，目的是为中国树立对立面，困锁中国。结果没有能阻挡中国的强大，反而为自己扶植出了一个潜在的日本对手和“东亚发展模式”。

　　80年代，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制经济，把中国分成碎块后纳入美国中心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反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因素，激发了一种新的巨大活力。坏事变成了好事。

　　记者：这是否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有关系？

　　何新：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遭到了传统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建议，始终有所警惕。没有象俄罗斯领导人那样全盘揖纳，而是审慎地、有选择地听和试。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遭到了至少两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方针，引发了高幅的通货膨胀，在当时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这一政策造成社会广泛激烈的不满，成为1989年事变的经济诱导因。1990年的“治理整顿”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延缓。对此，张五常曾讲过这样一种遗憾：“1991年12月罗纳德·科斯接受诺贝尔奖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米尔顿。我说，放开工业价格而不同时放开民营化国有企业看来并不正确。我可能错误地支持了前者，而没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会对放开价格构成一大障碍。在中国经营的情况下，工业产量对价格放开后导致的价格上涨没有弹性。结果，反对该项计划的就不只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权集团，而且来自一般的产业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放开价格，或者这两者至少应同时进行，这一点米尔顿也同意。”

　　换句话说，他们本来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杠杆开启中国的经济混乱之门。但这一尝试遭到了失败。因此90年代，他们把新的支点放到了所有制的问题上。然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以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改制转轨”为目标的国企改革方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失业浪潮。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强烈反弹，迫使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激进“改革”措施再度放缓。

　　11、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欧洲多数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恼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政府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这是纯粹幻想）。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J.B.（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道顿指出：

　　“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作“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但是，国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对这一点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认识，党和国家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政策，缓解这个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并不象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新自由主义执迷不悟。这充分显示了这个党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复兴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是2000年前荀子的话）。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三峡与航天，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大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文、行同轨、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如钢、煤、粮、棉）实物产出上成为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大国（这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也不敢想望的），中国从一个连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纯消费国（1949），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并实现了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的崛起。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抑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历史前进洪流，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阻挡它，187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阻挡它，后来的东条英机、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住它！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个运动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

　　中国那些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和这个执政党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中国人轻易地可以钻进去就他们的范（包括WTO问题上）。象张五常、萨克斯，就是这种西方弱智的典型。张五常说：“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指共产党和国家机器），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张书，第501页。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现实中不断遭遇失败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但是，他竟以为以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还可以搞乱这个国家，这未免是太不自量力了。